第一百九十章 见鲁肃，欲封渡

    赵旻对弘农、关中以及荆州正在发生之事一无所知。

    他只知道，若众人都按照自己的军令行事，不但河东援兵将再无可能抵达官渡，而且自己一方还会多出另外几个致胜因素。

    此消彼长之下，即便曹操最终获胜，主动权也仍将被自己牢牢握于手中。

    何况己方如今掌握的实力，已足以在官渡战场形成压倒性优势。

    赵旻停下沉思，转首回望身后的兵卒。

    臧霸和陈登的兵卒无愧于“精兵”二字。

    在连续四日每日急行军五十里的情况下，他们犹能保持较为良好的体能。

    看来无论臧霸还是陈登，都是因为要养兵而成了老农。

    赵旻看向身侧的两个全能老农，微微一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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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得益于此，在申时四刻，赵旻等人便远远看到了出白马城相迎的鲁肃、诸葛瑾和步骘。

    众人行礼后，赵旻为臧霸、鲁肃、诸葛瑾介绍了彼此。

    臧霸和鲁肃同属淮泗豪杰，口音差异不大，性情也接近，因此二人算得上一见投缘。

    诸葛瑾出身琅琊士族，臧霸这几年始终活跃于琅琊国，更不必多说。

    鲁肃笑着作揖：“主公，宣高兄，元龙兄，我等进城详谈如何？”

    赵旻笑问道：“子敬，韩司马而今何在？”

    他问的是替代颜良坐镇白马城的韩定。

    可怜韩定初进战场时便中了流矢，侥幸伤愈后不久，却又被鲁肃所俘。

    鲁肃笑道：“主公勿忧，肃仅软禁而并未过于为难其人。”

    不待赵旻再问，鲁肃复又道：“主公，肃仅率五千骑兵至白马，而如今白马城守卒，仅韩司马部曲两千余人，余者皆已复归淳于仲简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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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再次强调：汉末三国无所谓官兵，所有军队均为各路诸侯、其麾下臣属所招募的部曲。

    史书上称曹公之军不足万，伤者居二三，实际上指的是曹操本人的部曲。

    颜良走后，白马城守军中，有不少实际上都是被袁绍征用的淳于琼部曲。

    因董昭始终在濮阳安分守己，袁绍认为白马城无需重兵驻守，便将淳于琼的部曲归还其人。

    赵旻颔首：“甚善，子敬，我等进城再详谈！”

    鲁肃、诸葛瑾引路，臧霸、陈登分别约束兵卒，这浩浩荡荡、数里之长的五万余兵卒长队，便进了白马城。

    赵旻进城后的第一件事，自然是安抚白马城当地豪强。

    白马城不是濮阳那种大城，一夕之间涌入五万余兵卒，城中百姓不恐慌才怪。

    所幸自二月颜良攻占白马城后不但秋毫无犯，而且遣兵卒协助当地百姓耕种，是以今年白马城不算歉收，百姓们手中好歹有些余粮。

    否则城中百姓不组团逃到东边的濮阳才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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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早已在白马城混得脸熟、且说得一口地道濮阳话的赵旻，三言两语间便使城中豪强大户放下心来。

    看着这些人熟悉的脸庞，赵旻心中有些唏嘘。

    上一次他离开时，仅是一名与太守同阶、两千石的中郎将，此番他返回，却已为九卿之上、距三公一步之遥的卫将军。

    造化弄人！

    对于豪强而言，只要不大肆征兵、不抢粮，肯坐下来好言相商，那么占领城池的便是良将。

    除了西凉贼兵，包括段煨在内的绝大多数诸侯，都是能坐下来与当地豪强谈条件的。

    毕竟这是汉末，而非残唐。

    所谓谈条件，当然是收点儿保护费…啊呸！那叫合理征兵收税。

    赵旻首先言明不征兵不纳粮后，再顺势提出诸如保密、放哨、劳军等惠而不费的小条件时，白马城那些豪强大户们，便当即拍胸脯保证。

    对于他们而言，只要不征兵不纳粮，其余问题就都好商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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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甚至，有两户政治觉悟极高的豪强，还主动提出，可以献猪羊犒劳三军。

    如此一来，做为赵旻临时根据地的白马城，就此稳定下来。

    此时，除了赵旻、臧霸、陈登和步骘外，谁也不清楚，距延津、濮阳皆四十里左右的白马城，将会在官渡战场，发挥出何等的战略作用。

    赵旻安抚完毕白马城豪强后，臧霸及陈登也将安置兵卒的任务交给了各自麾下负责。

    此时尚未至戌时，赵旻唤来自己的老相识：白马城当地的县吏，吩咐其人去备酒宴。

    颜良在极隐秘之处悄悄藏了赵家几十坛中山冬酿。韩定不知此事，送酒的赵旻又焉能不知？

    趁白马县衙与亲兵准备酒宴之时，众人齐聚后衙议事。

    鲁肃当先开口，将近日陈留、白马情况简要汇报了一番。

    陈留目前由张琨、耿纪、陈矫和严畯率一万骑兵镇守。

    在如今曹操兵力尽出、孙策协助赵旻镇守徐州、张绣坐镇南阳的情况下，陈留可谓稳如泰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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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鲁肃和诸葛瑾为保证行军速度，便仅率领一校，也就是一营五部五千余骑兵、携三日干粮自陈留开拔。

    出于谨慎且节省马力考虑，鲁肃二人的日行速度当然不可能是二百五…十里，所以第三日，鲁肃方才率军抵达濮阳。

    趁骑兵们补充干粮之时，鲁肃二人顺便与董昭交换了一番情报。

    待大军再次上路并抵达白马城下时，亮明颜良将旗、手持赵旻书信的鲁肃和诸葛瑾，便率“自己人”顺利进了白马城。

    然后…

    韩定这个粗鄙武夫，哪里是武力不弱、兼且足智多谋的鲁肃对手？

    何况还有个智力同样不俗的诸葛瑾。

    于是乎，韩定不但被鲁肃软禁，就连其人部曲也被鲁肃接管。

    鲁肃主抓军事，诸葛瑾主抓政务，二人齐心协力之下，这几日将白马城治理得井井有条。

    韩定毕竟只是个粗鄙武夫，哪里懂执政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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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赵旻听罢鲁肃和诸葛瑾二人的汇报后，起身作揖道：“未来一月之内，白马城将成为我军之根基，幸赖二位先生竭心尽力，方才使我军有立足之地。”

    鲁肃和诸葛瑾忙不迭起身作揖还礼。

    “主公谬赞，此乃我等分内之事。”

    三人再次落座后，赵旻拈须笑道：“而今，我军当务之急，乃封截白马渡。”

    鲁肃、诸葛瑾闻言一惊。

    “封截渡口？”

    赵旻颔首：“正是，我欲将官渡战场与外界隔绝！”

    鲁肃捋着长髯，蹙眉道：“主公此举，恐有失忠义也。”

    诸葛瑾也作揖道：“主公此举，似有失偏颇。”

    赵旻失笑：“非也。我正欲以此计放袁本初一条生路，以全我与其人之义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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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鲁肃微微一惊：“主公以为，袁本初或将有失？”

    赵旻正色颔首：“凡事预则立，不预则废。若曹孟德获胜，其人焉可容袁本初生还？

    若我军于此结寨接应，不但可保袁本初无恙，尚可顺势败曹孟德。况且此番我等随军携十万斛粮草，足以供我军两月食用。”

    鲁肃和诸葛瑾心中大为叹服，一起作揖道：“主公思虑周详！我等佩服！”

    对另外一种可能，众人皆心照不宣地避而不谈。

    赵旻已经给出了答案。

    臧霸抱拳开口：“主公以为，我等当于何时据延津而守？”

    赵旻不假思索道：“此事暂且不急。兵卒携粮草辎重连日行军，应先做休整。何况我军皆不知而今官渡情况。”

    官渡战场，北达黄河，南至官渡，东为白马城，西抵延津渡，东西逾四十里，南北则有百里，其中还有乌巢泽。

    如此广袤战场，在汉末这个时代，军情传递存在严重的滞后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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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赵旻在难以摸清战场详情的情况下，已做好了苦战两个月的准备。

    因此，对赵旻这个决定，众人皆无异议。

    陈登正欲开口，门外骤然传来赵旻亲兵的声音。

    “主公，斥候抓到一名曹军之细作！”

    这一章，咱们聊一聊士族豪强。

    但凡稍微有些文化之人便都知道，士族豪强是统治中古时代的中坚力量。

    “豪族”的称谓极多，有豪右、豪人、大姓、强宗、士族、世家等等，据仇鹿鸣《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》一书引用毛汉光的统计，至少有二十七种。

    注：具体数字，见毛汉光《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》；词汇出现频率，见仇鹿鸣《士族及其相关概念的省思》。

    关于豪族问题，魏晋领域的中外学者多有贡献，几乎到了“题无剩义”的地步。

    且前不久，云某在本站某书的评论中，看到了其作者归纳的类似内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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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饶是如此，本文还是想针对某些散碎细节谈一谈。

    其一是两汉察举制以及魏晋九品官人法（亦即九品中正制）下，侨寓豪族的著籍问题。

    其二是豪族首领的“文武兼备”特征。魏晋之际，少数豪族领袖，杂糅了“强宗豪帅”与“经学名士”的双重身份，这一点需要特别注意。

    其三是冠族、大姓、豪人之间的区分问题。

    豪族的籍贯，也作“族望”或“郡望”，是中古时代的重要标签。

    按纪传体史书的书写方式，列传开篇，必然将传主的姓名、表字与郡望并称，难见例外。

    罗先生的《三国演义》中，古人做自我介绍时，也遵循此习俗。

    如：吾乃大汉皇叔、涿郡刘玄德也！

    某乃解良关云长也！

    某乃燕人张翼德也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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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在两汉魏晋时代，“郡望”与“出仕”密切相关。因为无论是两汉察举制的“乡论”还是魏晋九品制的“簿阀”，都与族望挂钩。

    这里需要注意，自黄初元年（220）曹丕推行九品官人法后，察举制度便日趋式微，但它并未被完全废除，而是与九品制并行。当然，彼时占主导地位的是九品官人法。

    察举制的选举权，控制在朝廷公卿与地方郡县长官手中，而九品制的选举权，则控制在大中正（也叫州中正）手中。当然，在彼时闭塞的舆论环境下，即使是中央征召，也依然离不开地方推荐。

    在此背景下，便形成一个特殊现象：

    如果士人因为战乱而迁徙外地，那他们便很难再得到出仕机会。即使通过攀缘权门谋得一官半职，也往往被当地豪族鄙视，甚至不被承认仕宦身份。

    典型例证就是曹魏的“丑侯”吴质。

    按谥法，怙威肆行曰丑，直译就是“狗仗人势”，隐喻吴质在曹丕的宠爱下胡作非为，到处得罪人。

    吴质死后，魏朝官员落井下石，给他定了一个恶谥。吴氏后人前后奔走二十余年（230-254），才将“丑侯”改为“威侯”。

    （吴）质先以怙威肆行，谥曰丑侯。质子（吴）应仍上书论枉，至正元中，乃改谥威侯。--《吴质别传》

    吴质不仅是死后遭殃，他在生前也被本籍耆老所鄙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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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吴质出身兖州济阴郡，按记载，吴氏在济阴为“单家”，靠攀缘权门发迹，不与乡里往来。

    （吴）始质为单家，少游遨贵戚间，盖不与乡里相沈浮。--《魏略》

    所谓“单家”，即没有背景的小门小户，与“强宗”相对。

    吴质的发迹，始自其与曹丕等贵戚子弟的交往，但因为他“不与乡里相沉浮”，最终虽然做了大官，在“乡论”中的地位依然极低。

    故（吴质）虽已出官，本国（指吴质的本籍）犹不与之士名。--《魏略》

    换句话说，官至镇北将军（《晋书》作镇北将军，《魏书》作振威将军）的吴质，在兖州豪门看来，是没有资格得到“士名”的；把持着人才品定权力的耆老勋旧，依然将吴质视作寒门小户儿，不肯为他抬高门第族望。

    按曹魏制度，镇北将军“都督河北诸军事”，掌握冀州、幽州、并州等地的军事防务，可知吴质已经是炙手可热的方面大员，权倾朝野。

    即使如此，他依然“不为乡里所饶”，乃至对司徒董昭叹息，称“我就要被老家的闲言碎语淹没了”。

    （吴质）封列侯，使持节督幽、并诸军事。（吴）质自以不为本郡所饶，谓司徒董昭曰：“我欲溺乡里耳。”--《魏略》

    吴质是曹丕身边的红人，号称“太子四友”（另外三个是朱铄、陈群、司马懿），尚且被如此对待；至于其他既得不到君主宠爱，又背井离乡的士人，其悲惨处境，也便可想而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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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在此背景下，便形成两个特殊结果。

    其一是流寓士人对地方军阀的依附性极强。

    其二是流寓士人在外州站稳脚跟之后，往往会改易籍贯，方便日后出仕。

    流寓士人对军阀的依附性，在汉末魏晋体现得特别明显。

    典型例证就是团结在刘备周围的“元从派”，以及团结在孙权周围的“淮泗集团”。

    这批流寓人士，因为离开了旧日籍贯，不可能再通过正常途径出仕，因此只得全身心依附新主子，以求得一官半职。

    这便能解释，为何曹操南下（208），扬州士族主降，而淮泗集团（周瑜、鲁肃为代表）主战。

    （周）瑜曰：“不然。（曹）操虽讬名汉相，其实汉贼也。瑜请得精兵三万人，进住夏口，保为将军破之！”--《吴书周瑜传》

    同时，这也能解释，为何蜀汉政权中，益州士族对刘备父子普遍持抵触态度，与荆楚集团恰恰相反。因为荆楚士人已经离开本籍，他们的荣华富贵全系于刘氏父子；而益州士人依然可以通过“乡举里选”得到出仕机会。

    当然，益州士族在刘备与刘禅的打压之下，升任高位者并不太多。但这是统治者的立场问题，与制度无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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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这是察举制与九品制导致的另一个结果，即流寓士人的后代，为了方便出仕，往往会将籍贯改到新的居所。

    仅以吴国案例，略作举证。

    吴国官员有籍贯改易记载的，有甘宁、薛综、张昭、周访等人。

    甘宁是益州巴郡人，薛综是豫州沛国人，张昭是徐州彭城人，周访是豫州汝南人，他们无一例外都是侨寓人士。

    注：上述诸人籍贯，周访见《晋书》，其余见《吴书》，文多不载。

    需要注意的是，两晋时代，此四人的后裔，却无一例外都“著籍丹阳”，成了扬州人（详见《晋书》）。

    按建业县（东晋建康，六朝金陵，今之南京）原是丹阳郡秣陵县，可知这群吴国将相，实际是放弃了旧日郡望，而将籍贯落在江东新巢。

    魏晋豪族，从个人特质上看，往往文武兼杂。

    两汉出仕，有一条重要标准便是要“经明行修”。

    所谓“行修”即具备德行操守。它其实是一个抽象概念，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，与品行关系不大，更关乎门第族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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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至于“经明”，即“明经”，指能通晓“古文经学”或“今文经学”。古文重视训诂考释，今文更类似谶纬内学。东汉末期，古文经学主导北方学风，而今文经学在南方盛行。

    举例来说，曹操在被罢官之后，便是因为“能明古学”而得到汉廷的重新启用，可见他是通晓古文经学的。

    （曹操）从坐免官。后以能明古学，复征拜议郎。--王沈《魏书》

    至于刘备，也曾师从名儒卢植。卢植“古今兼修”，可惜他本人对章句也不求甚解。刘备则更加不学无术，终日斗鸡走狗，没能得到出仕机会。

    （卢植）能通古今学，好研精而不守章句。--《后汉书卢植传》

    先主不甚乐读书，喜狗马、音乐、美衣服。--《蜀书先主传》

    至于孙坚，则堂而皇之地自诩“无文德”，对自己的文盲身份毫不避讳，反而炫耀“以征伐为功”。彻底放弃学术渠道，转而寻求以军功晋身。

    主簿进谏，（孙）坚答曰：“太守（指自己）无文德，以征伐为功。”--《吴录》

    魏晋的豪族大姓，不仅是“门阀”，还是“学阀”，他们不仅垄断了生产资料，也垄断了知识技能。甚至很多大姓有传家经学，比如汝南袁氏世传《孟氏易》，会稽虞氏五代传《易》，会稽贺氏世传《礼》。

    然而到了汉末丧乱时期，许多大姓首领，不仅具备了学阀特征，还因为坐拥众多宾客，而成为威震一方的豪帅。同时兼备了文、武双重特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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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比如陈留大姓卫兹，聚众五千余人，豪强色彩浓郁。

    陈留孝廉卫兹，以家财资太祖，使起兵，众有五千人。--《魏晋世语》

    然而卫兹同时又得到名士郭泰的赞赏，跻身名流之列。

    郭泰与许邵是彼时北方最有名的清议者（即品评人物的名嘴儿），得其佳评者，便可一朝发迹。

    林宗（即郭泰）曰：“子许（即卫兹）少欲，文生多情，此二人非徒兄弟，乃父子也。”后文生以秽货见损，（卫）兹以烈节垂名。--《先贤行状》

    再比如泰山豪族鲍信，家族“世以儒雅显”，自己又得到大将军何进的征召，名士无疑。

    信父（鲍）丹，官至少府、侍中，世以儒雅显。--王沈《魏书》

    然而酸枣会盟时（190），鲍信竟然携带了步兵两万，骑兵七百，辎重三千余乘赴会，气焰熏天。可见他与卫兹一样，也是名士与豪帅身份兼杂。

    （鲍信）信乃引军还乡里（兖州泰山），收徒众二万，骑七百，辎重三千余乘。--王沈《魏书》

    至于曹操、曹纯、曹洪等人，年轻时亦被朝廷征召，曹操历仕东郡太守、济北国相；曹纯为黄门侍郎；曹洪是蕲春县长，无疑都属于名士之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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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然而诸夏侯曹氏，同时也都是部曲帅，在《典论》中被曹丕称作“名豪大侠，富室强族，飘扬云会，万里相赴”。其中曹纯与曹洪，还都是凶悍的斗将，名噪一时。

    下面谈一下，冠族、大姓与豪人。

    虽然汉末乱世，地方的豪强极多，但并非所有的豪族，都能与士族或世家扯上关系。

    比如有一些次等豪族，类似泰山臧霸、谯郡许褚、富春孙坚等人，在乡里或辖区中小有势力，也能“聚众千余家”。

    但他们很明显与“士族”毫无干系，反而更类似打家劫舍的强盗。

    汉末，（许褚）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，共坚壁以御寇。--《魏书许褚传》

    （孙）坚为佐军司马，乡里少年随在下邳者皆愿从。坚又募诸商旅及淮、泗精兵，合千许人。--《吴书孙破虏传》

    针对这个问题，便有必要澄清“豪族”间的区别。

    先来说说冠族。

    从记载上看，被冠以“冠族”、“冠盖”等称谓者，基本等同于士族。他们通常兼具奴客部曲与传家经学，属于最一流的高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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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这类人物，见诸记载者有陶丘洪、边让、辛毗、许允、桓范、诸葛诞等人。

    当然也有例外。

    比如三辅地区的左冯翊，在东汉末期缺少豪门，竞争较少，因此在建安五年，也就是官渡之战时左冯翊被分割为左右两部时，有一些出身单家、政治嗅觉敏锐的投机者，便“著籍东部”，因此发迹，成为当地冠族。

    冯翊东县旧无冠族，故二人（严干、李义）并单家……建安初，关中始开。诏分冯翊西数县为左内史郡，治高陵；以东数县为本郡，治临晋。（严、李）遂相附结，皆仕东郡为右职（即高级干部）。--《魏略》

    当然，类似上文这种暴发户式的“新兴冠族”，与特殊的时代背景有关，《三国志》中见诸记载的冠族，基本都是耳熟能详的门阀。

    再来谈大姓豪右。

    “大姓”、“豪右”则相对泛指，可能指代士族，也可能指代拥兵聚众的豪帅。

    从记载上看，大姓与豪右的规模，往往颇为可观，虽然并不一定能够跻身士族之列，但也属于震动州郡的大型地方势力。

    这类人物中，有李典、雍闿、曹洪、刘勋等人。

    益州大姓雍闿等杀蜀所署太守正昂，与（士）燮相闻，求欲内附。--《吴书步骘传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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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（李）典宗族部曲三千余家居乘氏，徙部曲宗族万三千余口居邺。是李姓为乘氏大姓。--卢弼《三国志集解》

    按照李贤注解，“大人，谓大家豪右”，便可知道“大姓”与“豪右”其实是相同含义的不同写法。

    大人，谓大家豪右。--《九州春秋》引章怀注

    最后谈一下豪人。

    “豪人”、“豪族”亦为泛指，但似乎更多用于形容“次等豪强”，许多小型军阀，地方宗帅，以及郡县一级的贪官污吏，均为“豪族”出身。

    这群人物当中，一流门阀的比例相对较低，更多是横行乡里，欺男霸女的地头蛇。

    比如曾任征羌县令的焦矫，退休之后无所事事，竟然靠着侮辱寒门子弟（步骘、卫旌），来给自己寻找优越感，格局小得令人发笑。

    会稽焦征羌（即焦矫），郡之豪族，人客放纵。（步）骘与（卫）旌求食其地，惧为所侵，乃共脩刺奉瓜，以献征羌。征羌作食，身享大案，殽膳重沓，以小盘饭与骘、旌，惟菜茹而已。--《吴书步骘传》

    像这类“豪族”，在史籍记载中便不可胜数了，比如祖郎、焦矫、严白虎之辈。相比之前两类人物，这类小豪强便如萤火与皓月争辉，不值一提。

    另外要特别澄清一点，在汉末魏晋，尤其是三国时代，“士家”是一个特别具有迷惑色彩的词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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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士家”与士族、世家完全无关，而专指“兵家”，即士兵之家。彼时军人属于社会底层，投身行伍是受到鄙视的事情。

    （张）昭弟子（张）奋，年二十，造作攻城大攻车，为步骘所荐。昭不愿曰：“汝年尚少，何为自委于军旅乎？”--《吴书张昭传》

    而兵子、兵家具备浓郁的奴隶色彩，其地位介于奴婢与平民之间，不得出仕，且父子相继。针对魏晋士家的地位问题，唐长孺在《曹魏士家制度》中曾有详细阐述，文多不载。

    豪族问题，是一个相当宽泛且驳杂的领域，如果单纯以“地方强宗”为线索，那它无疑贯彻二十五朝，甚至今日犹有豪族。

    在魏晋时代的“门阀政治”背景下，它更是繁复多变。如果想完全研究透彻，需要花费极多的时间；但掌握基本脉络，帮助理解史籍，却并不困难，甚至颇有乐趣。

    废话连篇，诸位大大若不喜，可略过不看，权当云某吃饱了撑的没事干。云垂赏竹涛的汉末雄风